反思“985相亲局”：“谈恋爱”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探探研究院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撰文｜陈凯君 (探探研究院特邀作者)

研究生毕业于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参与社会学研究工作5年，长期关注性别与亲密关系、社会文化变迁等社会议题。

前言

2020年年末，一篇名为《通过层层筛选，我在985相亲局上见证了高端的失败》的文章刷屏网络，引发了大众对当代青年婚恋观的热烈讨论。

文中相亲局的参加者无一不是有着高学历和光鲜职业的“人生赢家”，32位参加者，十位来自清华北大，除了一人外所有人都是硕士或博士。多数人来自金融行业，此外还有互联网、国企、高校、机关单位、医院”。聚会以“快速约会（speed dating）”模式为基础，共坐一桌的两男两女嘉宾有8分钟时间聊天，然后继续轮换。嘉宾们直言自己的条件，也毫不避讳自己的要求：有人说自己北京有房，有人说希望自己的妻子“优秀”“情绪稳定”。每个人都尝试高效利用这8分钟，寻找合适发展的对象。

“985相亲局”作为一个切面，折射了当代青年人在发展交往对象的过程中，“理性考虑”成分加重，“感性感觉”成分减少的趋势。本文以“985相亲局”切入，反思当代青年为何在构建和维系爱情的过程中愈趋理性和算计，使得谈一场“纯纯的恋爱”变得越来越难，进而探讨当代青年如何突破困境，更好地“谈情说爱”。

一、“谈恋爱”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了？

1、历史溯源：浪漫爱情作为一种近代的爱情模式

爱作为一种情感，在人类历史上早有记载和讨论。爱情在历史上有很多模样，而当代人所说的“爱情”，实质是以“浪漫”为基础的一种爱情模式。

“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几乎成为“理想爱情”的同义词。“浪漫爱”的概念多被认为起源于中世纪的宫廷恋爱，即骑士与贵族妇女之间的爱情。更接近现代理解意义上的浪漫爱情，则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从西方兴起，并逐渐流行世界的。

无独有偶，爱情的“近亲”——婚姻，与浪漫爱情的结盟也是近代出现的“新鲜事”。在研究了从古至今、从古代东方到当代西方的婚姻变迁后，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妮·孔茨指出，婚姻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制度，在历史上长期扮演着为个人或家族获取经济、政治资源的手段的角色。在很多文化中，爱情长期被视为婚姻的一种副产品，而非缔结婚姻的好理由，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不过是近两百年的事。

由此说来，“浪漫爱情”也是历史长河中一个恰好在流行的爱情模式。只有将“浪漫爱”理解为“一种”模式，而非爱情的所有模样，才能更好地将它作为抽象的历史现象去看待和分析。

回到文章的关注点，即谈恋爱为什么变得越来越难的问题，下文将从两个视角切入：

· 一是从全球社会转型出发，谈论爱情如何经历理性化、并丧失“令人神魂颠倒”的能力；

· 二是从中国社会变迁出发，讨论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影响爱情发展的生态环境，从而增加年轻人谈情说爱的障碍的。

2、社会变迁：从现代化看爱情的转型

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提出了“理性化”的解释框架。他认为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的主要区别，是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神秘事物经历着“祛魅”，人类社会从过往由神担任最高主导，变为由科学和理性主导的世界。

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通过对过往文本和对当代社会的分析指出，当代的爱情，同政治、经济活动一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也经历了大转型。前现代以“迷魅”为特征的爱情模式，也无可避免地经历了韦伯所说的“理性化”的过程，变成了当今“祛魅”后的爱情。

“迷魅”式爱情观中，认为爱情是一种神秘的、崇高的、超现实的存在，而恋爱对象是无可取替的，崇尚恋爱中应该为对方牺牲，主要有以下特征：

· 爱情对象是神圣的；

· 爱情是无法理喻或解释的；

· 恋爱体验可以覆盖恋爱中人的经验现实；

· 爱情的主体和对象难舍难分；

· 爱情对象是独特的、无法比拟的；

· 恋爱中的人罔顾自己的利益，并把此作为爱另一个人的标准。

然而在现代爱情，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青年人谈情说爱的过程中，却流行着另一套话语：

· “我很喜欢你，但你是你，我是我”；

· “不行，恋爱不可能影响我工作的”；

· “天涯何处无芳草，下一个更好”；

· “为你放弃我自己，一点都不现实”。

人们为什么不再“为爱痴狂”，而是开始“先算而爱”，放在易洛思的解释框架里，便是“迷魅”爱情经历理性化，成为“祛魅”爱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政治理论、技术三股力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a. 科学作为主要推手

易洛思认为科学是将迷魅爱情“赶下神坛”的主要推手，其“帮凶”主要是心理学、生物学及其提供的关于爱情的新解析模式。

心理学通过树立自我价值中心和互惠性的原则，推动了爱情的理性化。比如说基于“人格”的概念认为，一段成功的爱情应该是两人的心理特质拥有良好兼容度；又比如在倡导“自主性”的基础上，“为爱痴狂”“为爱受难”被认为是对自主性的威胁，甚至是心理状态不成熟的表现。

上述概念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对“好的”爱情的理解，即好的情感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应该是有利于自我（心理）利益的、应当是不威胁自主性的。然而，这以心理健康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像一个羊圈，把爱情圈养在了“合理”“不令人受伤”的安全范围内，也让爱情失去了“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

生物学则是通过其强项，将爱情“降维”为各种化学物质，来实现对爱情的“打击”。“雄/雌激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催产素”这些专业名词大众都并不陌生。越来越多人知道，他们面对爱人时产生的吸引和喜悦等积极的感觉，背后是多巴胺等“爱情激素”在“作祟”。它将爱情的过程还原为生物学过程，隐含着爱情给人带来的美好感受不过是大脑发生的无意识活动，由此也就剥夺了其可能的神圣性和超越性。

总体来说，科学通过其特长，对爱情起因、经过、结果进行拆解和归纳，从两个维度打击了前现代的爱情：一方面是通过“使人理解”，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特殊感；而在另一个层面，则是通过抽象化、归纳化的解释，消解了爱情带来特殊体验的可能性。

b. 政治理论的助推

政治理论，尤其是以女性主义思潮为代表的理论和实践，也在无形中为爱情的理性化推波助澜。和社会学家易洛思一样，在此，笔者要“暂时抑制和停止本人对女性主义显而易见的忠诚”，将其作为一个分析的对象，目的是更好理解其在爱情变迁中的作用（而绝非尝试解构其解放的作用和进步意义）。

“浪漫”或“迷魅”爱情作为一种爱情模式，虽在理论上影响着所有社会成员，在实际上却更深刻地影响了女性。如前所述，“浪漫”“迷魅”式的爱情强调自我牺牲和奉献，而在前现代，为爱牺牲、不求回报，更多被认为是女性的特征。如孟姜女哭长城、白蛇报恩、“等待夫君归来化为望夫石”等古代爱情悲剧的主角绝大多数是女性，许多描写或叙述爱情带来烦恼、纠结的文学作品主角也大多是女性。

这意味着，过去的“浪漫爱情”脚本能够不断被重演、被传颂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女性更多地“为情所困”的基础上的。而女性主义理论，则一直尝试揭露并改变压制女性权利的社会机制和意识形态机制。女性主义浪潮动摇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同时，也加快了一种推崇平等、自愿、互惠的新的异性恋文化的出现。这种以公平性为特征的新的异性恋文化规范，也间接使得情感被重新概念化，成为了可被评估、衡量、比较的对象。

更具体地，对公平的追求为爱情和家庭关系引入了新的“等效性原则”。在这种以“对称”为特征的新脚本下，人们会有意识地对有形的家务活等进行量化和平等分配，也会对无形的情感本身进行量化和评估，从而评估自己或他人情感投入的“合理程度”。

总的来说，上述原则在确保了异性恋双方情感的对称、互惠的同时，也降低了人们向“迷魅”爱情投降的可能性。

c. 技术的进步

选择的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人们选择中可借助的工具以及考虑因素的范围无限扩大，改变了人们选择潜在对象的逻辑的同时，也助推着爱情的理性化。

前现代，人们在决定未来伴侣的时候同样有“理性”“计算”的成分，但受社会条件所限，当时遵循的是一种简单的“务实理性”——选择第一个可获得的、相对满意的潜在对象。这一是由于当时选择所能获取的参考信息有限，二是由于当时的评价标准相对单一（主要是基于家族经济的考量）所决定的。

在现代，人们从小就发展出相对复杂的自我和选择条件，使得可供考虑和评价的参数变得尤为多样，评价维度从以往粗线条的“门当户对”“人品好”，变为了对于爱好、志向、经历等等维度精细复杂的考察。与此同时，一系列协助选择的技术的出现，也使得这种精细化的筛选变成可能，如互联网交友平台上，人们可以通过编写和阅读高度个性化的简介进行双向选择。由此，当代的选择“理性”也从前现代初级的“务实理性”，进化为了“效用最大化理性”——在众多选择中，找出最好的、最符合个人效用的对象。

由此，在科学、政治理论和选择技术三者的合谋之下，爱情——如同社会的其他部分——也经历了理性化的过程，从前现代“让人神魂颠倒”的爱情，变成祛魅后的“让人理智”的爱情。

3、近代中国：随发展而来的复杂性

回顾历史，在中国儒家文化占主导的传统中，“情感”长期不受主流文化重视。进入近代，“爱情”仍然被不同时期的时代命题所借用或压抑，未在真正意义上进入大众生活。直到改革开放，“爱情”才被解绑，重回私人领域，逐渐成为社会主流认可的情感。

然而“爱情”尚未站稳阵脚，又受到新兴消费主义和传统父权制的双重夹击：一方面，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加强消费与浪漫爱情的联系——“爱ta就给ta买xxx”——从人们手中一点一滴地蚕食着什么是“好的”爱情的定义权；另一方面，长期的父权传统与崇尚自由、平等与尊重的现代爱情观暗自较劲、互不相让。

长期观察当代爱情的文学教授梁永安认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影响了青年人的成长、生存环境，也给爱情带来了更多现实的阻碍，包括：

· 感情的培育需要一定的稳定时空，但伴随高速经济发展，求学、求职导致的迁徙也变得愈加频繁，高度流动性让建立和维系亲密关系变得困难；

· 爱情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替对方多想一点”，共同创造幸福，而独生子女政策下成长的一代，习惯被顺应，也更注重自我；

高度紧张的工作和经济压力（如“996”工作方式和住房压力），一方面压缩了年轻人相处的空间和时间，使得他们在关系中容易焦虑和算计；另一方面也使得他们越发希望从二人世界获得更多安慰和支持，而高期待往往带来更大的失落和关系紧张。

二、在今天，如何更好地“谈情说爱”？

“谈恋爱”在现代社会本来就不是一件崇高和神秘的事了，而中国近代数十年社会的巨大变迁又使亲密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人们面对这些抽象或现实的阻碍，难道就要直接“躺平”，放弃爱情了吗？“社会”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影响个体的同时，个体同样拥有辗转腾挪、创造自己小天地的空间。

1、放弃对模版化爱情的想象

哲学家巴迪欧和长期关注亲密关系的公共作者淡豹提醒我们，要放弃对浪漫爱情，或者更广泛地，对模版化爱情的想象。对某种爱情模式的模仿会将爱情从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行为降维为被动的重复性行为，并创造出许多看似浪漫的爱情假象：

· 消费主义和商家会告诉你，“爱ta，就给ta买最好的”；

· 浪漫主义戏剧会告诉你，怎样的告白、求婚，才是浪漫的；

· 无处不在的恋爱专家、恋爱手册会告诉你，何时才是“出手”的最佳时机……

有太多外在力量尝试说服人们，“好”的爱情的发生、维系甚至结束“应该是怎样的”；但如弗洛姆、巴迪欧等哲学家所倡导，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样，爱应该是一个关系中双方持续不断创造的过程。简而言之，除了你和伴侣，没有人有权定义你们爱情的模样。作为关系中的双方，你们完全可以通过互动、沟通、实践，确定“我们”理想中爱情的样子。

2、成为“积极的给予者”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则提供了更简单直接的药方，他认为爱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爱首先是一种“给”，而不是一种“得”。

这种“给”有独特的意义。不同于日常语境中与“放弃”“牺牲”等消极意义相联系的“给”，或是和物质性的好处挂钩的“给”，弗洛姆倡导的是一种积极的、非物质意义上的“给”，即通过将一个人身上最有生命力的部分——自身的感受、兴趣、知识、幽默和悲伤等等——分享给对方。

“爱情只能产生于这样两个人中间，这两个人都从他们的生存的圈子里跳出来并互相结合，同时他们每个人又能脱离自我中心体验去体验自己……这样体验到的爱情是不断地挑战，这种爱情不是避风港，而是一种共同的努力、成长和劳动。”

他认为爱情并非是逃避孤独的避风港，也不仅仅是性的载体，它是两个独立个体，在保留自身完整性的同时，努力脱离自我中心、与他人合二为一的不断尝试。参与的双方，通过与对方共享喜怒哀乐、兴趣爱好等一切具有生命力的内容，唤起双方内心的生命感，由此获得关于世界、关于自己、关于对方的更丰富、深刻的生命体验。

结语

爱是一场共同的、创造性的大冒险。

前文提到的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中提出，爱情是一种将偶然性化为必然性的过程。爱情的美好与其说来源于“一见钟情”的偶然刹那，倒不如说是来源于它持之以恒的创造性：我们与所爱之人从原本可有可无、随机相遇开始，通过共同的、日复一日的努力，逐步击败相遇时的随机性，最终到达一种持续的永恒。用流行语的表达，即最美好的爱情，不是遇上对的人，而是通过共同努力，将遇上的人变成对的人。

在书中，巴迪欧还说，爱是一种坚持到底的冒险。他并不认为爱是在相遇的刹那点燃，随后慢慢被耗尽的事物。真正的爱，是通过持续的共同努力，克服时间、空间、世界所带来的各种变幻不定；是两人携手将相遇的偶然，通过不断实践和创造，化为彼此必然的命运的过程。

爱是一场共同的、创造性的大冒险。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去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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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淡豹. 爱情课导论：我们为什么要谈情说爱？ [EB/OL]. https://www.ximalaya.com/gerenchengzhang/29648636/218163791, 2019-10-09.

[5] [美] 李海燕. 心灵革命：现代中国的爱情谱系 [M].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2018:1.

[6] 梁永安. 为什么相爱变得越来越难？[EB/OL]. https://mp.weixin.qq.com/s/EAkMxtj1uC3fjtHRTjpz_Q, 20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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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 伊娃·易洛思. 爱，为什么痛？[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 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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