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社交化颠覆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网络社交平台成为人们获取信息、进行社会交往和传播思想观念的重要场所。该行业显现出的巨大社会价值受到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其增长潜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在金融环境下，国际上的许多巨头公司、投资者、监管机构都开始关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简称ESG，认为ESG是衡量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也是投资者做投资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一个指标。国外互联网社交巨头，如Facebook、Twitter，已连续多年发布其ESG报告，阐述其ESG的具体表现，旨在推动产品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有助于长远发展。然而，由于国内监管层的非强制性要求，国内众多互联网社交企业尚未在ESG领域深入开展工作。因此，本文立足于ESG视角，梳理ESG在全球的进展，探索互联网社交产品在公司管治、数据隐私和安全、人力资源、企业道德、产品治理和碳排放等方面的特征，通过案例分析互联网社交企业ESG因素对股价的影响，最后提出国内互联网社交平台提高其ESG表现的建议。

图1 | 2021年3月15日央视《新闻联播》

2021年3月15日，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会议指出，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要加强平台各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督促平台企业承担商品质量、食品安全保障等责任，维护好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

由于数据隐私和安全、劳工保护、垄断等均属于ESG范围，因此，本专题从ESG的角度梳理影响互联网社交平台健康发展的因素。本文将分别从三个部分讨论互联网社交平台可持续发展的ESG特征。第一部分梳理ESG概念的产生、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导向及监管要求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投资表现。第二部分将论述互联网社交平台需要考虑的ESG特征，如公司管治、数据隐私和安全、人力资源、企业道德、产品治理和碳排放等。第三部分将以Facebook为案例分析ESG风险如何影响公司股价，并提出国内互联网社交平台提高ESG表现的建议。

一、 ESG概念的产生和内容

20世纪下半叶，发达国家在经历黄金增长期后，面临着许多环境和社会问题，而资本市场希望通过践行责任投资来缓解困境。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产生越来越负面的互动，如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破坏和环境污染，使企业意识到其经营活动本身和其供应链生产经营会对员工、社区、环境、客户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因此，企业经营者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更需要实现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发展。

2004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Who Cares Wins: Connecting Financial Markets to a Changing World》报告中首次提出“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ESG”的概念[1]。此后，随着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公众开始关注并重视“责任投资”、“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理念，ESG的认同度持续上升，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标的公司的ESG表现纳入到投资决策过程中，并关注长期投资回报率和积极的社会影响。

目前，虽然各机构对ESG的分类和具体指标设置并不完全相同，但其基本内涵一致，即关注企业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维度的非财务信息。综合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2]、MSCI[3]、高盛集团[4]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5]对ESG指标的研究，广泛涵盖的ESG细化指标分类（见图2）。环境因素的细化指标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空气治理、水管理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等，社会因素的细化指标包括人权和社会关系、数据安全和客户隐私、员工福利和供应链管理等，治理因素的细化指标包括事故及风险管理、行业竞争、反腐败和贿赂等。

图2 | ESG的大致分类

二、 ESG的发展

（一）国际社会对ESG的要求

目前，国际上已有许多国家对ESG进行了立法，尤其是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后，多个国家做出了回应。在美国，2015年颁布的《解释公告IB2015-01》首次就ESG考量向公众表明支持立场；2018年的《第964号参议院法案》强制披露与气候相关的财务风险、应对措施及董事会的参与状况；正在审议过程中的《ESG信息披露简化法案》进一步强制要求证券发行者要界定清晰的ESG目标和指标，并说明它们与长期业务战略的联系。在法国，议会于2017年2月通过《企业警戒责任法》，要求大型企业识别人权与环境方面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并在年报中披露相关信息。在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发布《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指南》，旨在通过提供信息和策略支持，激励中小企业在采购过程中考虑社会和环境因素。

据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统计，国际上的ESG信息披露主要分为三种形式[6-9]。一是完全强制披露，如美国和澳大利亚；二是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相结合，如英国和欧盟；三是不披露就解释，如巴西和新加坡。“不披露就解释”是指未按照行业披露指引和要求披露信息的公司，需要向市场和投资者解释无法披露的原因。例如，有些公司从未对环境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缺乏统计经验，需要对员工培训或招聘专业人才，因此不能在监管要求的日期内披露相关信息。

（二）香港对港股上市公司的ESG要求

作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率先在金融市场中推广ESG。2012年8月首次发布的《ESG》指引将ESG列入《上市规则》附录，强制发行人每年就其年报所涵盖期间的ESG事宜作出报告，要求“环境”部分为“不遵守就解释”，其它部分为“不遵守就解释”及“建议披露”。次年，香港政府修订了《公司条例》，第622章规定香港上市公司必须披露ESG信息。2015年修订的《ESG报告指引》强制要求在港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不遵守就解释” 所有ESG因素。2019年，港交所第三次修订《ESG指引》，并同时修订《主板上市规则》和《GEM上市规则》强化了气候变化相关的信息披露，增加了强披露要求，要求ESG信息披露与公司财报披露时间同步。

（三）中国大陆地区对ESG的要求

与香港相比，ESG在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起步较晚，但是，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均逐步提高了对ESG信息披露的要求。在“社会（S）”和“治理（G）”方面，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要求企业践行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如《公司法》、《工会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捐赠法》等。同时，国家领导人也在不同场合鼓励企业承担社会责任。2016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富有爱心的财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财富，只有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业。”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社会是企业家施展才华的舞台，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

与国际社会和香港相比，中国大陆地区在“环境（E）”方面起步较晚。从法律法规的角度看，政策要求自2015年起逐步严格。2015年9月21日颁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完善节能低碳、生态环保项目的担保机制。201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等7个政府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制度。2020年11月5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通过，第五章《环境信息披露》要求金融机构对被投企业、项目或者资产产生的环境影响信息进行披露，并对不同类型、不同资产管理规模的基金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要求。

从监管机构的角度看，证监会和原环保部于2017年6月共同发布《关于共同开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合作协议》，提出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上市公司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2018年9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九十五条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应披露环境保护及扶贫等社会责任相关的情况。2020年3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修订了《首发业务若干问题解答》，强制要求发行人应依法在招股说明书中充分披露募投项目的环境信息。 

三、 ESG投资表现

财务分析平台TrackInsight的最新数据[10]显示，尽管新冠疫情对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不确定性，但全球与ESG相关的 ETF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规模达到破纪录的7.6万亿美元，各地区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亚太地区增速最快，为28.7%，新增规模为690亿美元；欧洲地区增速为26.4%，新增规模1380亿美元；北美地区增速为24.1%，新增规模5360亿美元 （图3）。

图3 | 2019-2020年ESG投资规模的变化 （数据来源：TrackInsight）

多家金融机构的研究指出，ESG投资的收益率普遍高于基金市场或沪深300投资的平均值。平安数字经济研究中心[11]对比了2020年以来ESG基金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发现纯ESG基金（未考虑财务表现、只采用部分或者全部ESG因子进行投资决策的基金[12]）年化收益率达47.07%，环境主题70.02%，公司治理主题47.91%，均超过了股票型基金市场平均水平42.22%的年化收益（图4）。根据碧桂园·美好中国ESG100指数截止到2021年1月的运行数据（图5）[13]，尽管ESG指数净值在统计周期的初始阶段有时会低于其他指数净值，但从2017年初起，ESG指数净值均领先其他指数的净值。尤其是在2020年，大部分企业因疫情原因停工，导致财务数据大幅下滑，在此影响下，企业的ESG非财务表现便成为投资者做投资决定的重大参考因素，因此，ESG表现好的公司受到市场的追捧，ESG指数净值大幅领先其他指数净值。整体来看，若投资者在2016年1月4日投资100元于碧桂园·美好中国ESG100指数，在2021年1月17日可以获得126.19元，然而，相较于同一条件下投资上证综指和深证新指数所获得的资产分别为108.19元和116.40元（图5）。

图4 | 股票型基金年化回报率 （数据来源：中国平安）

图5 | 碧桂园·美好中国 ESG100 指数的历史净值（2016/1/4-2021/1/17）

 四、 互联网社交企业的ESG要素

（一）互联网社交公司的ESG特征

国际权威ESG研究与评级机构MSCI ESG Rating[14]和Sustainalytics[15-16]已对全球范围内已上市的互联网社交平台或平台母公司进行了ESG评级，其中包括中国互联网公司，如：Baidu（旗下有百度贴吧）；Tencent（旗下有QQ、微信等）；Sina（旗下有新浪微博）等。以及其他多个国家互联网公司，如：Facebook（美国社交平台）；Twitter（美国社交平台）；Pinterest（美国社交平台）；Match（美国约会软件Tinder的母公司）；Google（旗下有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如Orkut）；Naver Corporation（韩国Line的母公司）；Snapchat（美国社交平台）；Yandex（俄罗斯社交媒体）等。通过对比发现，这些互联网社交平台的ESG评级主要从6个维度展开：环境 (E)：碳排放；社会 (S)：数据隐私和安全，人力资源，产品治理；治理 (G)：公司管治，商业道德。图6是互联网社交平台在这6个维度的风险暴露评分情况（risk exposure score）。

备注：图里的数字代表该行业内所有社交平台风险暴露评分的平均值。若某因素的数值越大，其在ESG风险中占的比重越高；反之，若某因素的数值越小，其在该行业ESG风险中占的比重越小。例如，公司治理方面的平均值为9.0，数据隐私和安全方面的平均值为8.0。图里的黄色柱状体代表该行业内所有公司评分的范围，例如，数据隐私和安全这一因素的评分范围是6.4~12.0，商业道德因素的评分范围是4.8~7.8。

图6 | 互联网软件和服务商的ESG风险评分 （截至2018年10月，数据来源：Sustainalytics）

1. 企业管治

企业管治是在法律、政策和程序的框架下，对公司的管理、决策和运作[17]。虽然其与企业管理相似，但也存在本质差异。企业管治的法律约束力高，要求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强调合规有序，实现债权的合理安排与制衡；而企业管理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允许经营者随内外环境变化调整管理方式方法，实现企业财富最大化。

良好的企业管治在所有行业中都非常重要。根据香港交易所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董事会架构需包含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委员会、风险委员会及企业管治各职能部门，其承担的责任是监督管理层的工作表现，在公司的业务战略、业绩表现、风险防控和利益冲突等事宜上，提供专业意见及判断，维护公司及股东长久利益，引导公司发展方向。而在互联网行业中，过去20年里，受融资方式的影响，企业管治表现出较其它行业更为明显的变化。过去，互联网初创企业在资金短缺的压力下寻求融资时，不得不将管制权交给风险投资基金任命的专业首席执行官。之后，随着不同风险投资基金间激烈的竞争，企业创始人得以保留对企业较高的控制权。得益于创始人对其互联网产品的高认知度和对“互联网改变社会交流和运转方式”这一愿景的追求，他们的管治权成为了对公众投资者承担责任的一种体现。

2. 数据隐私和安全

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数据隐私和安全性是投资者做投资决策时需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不同社交平台在ESG评级结果中差距最大的一项。以Sustainalytics的评级结果为例（图6），不同互联网社交平台在这一项的评价差别最大，最低为6.4，最高为12.0。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有些公司通过收集并销售用户的个人数据来赚取利润。具体来说，互联网公司既是数据收集者也是数据分发者，其在开发的平台上汇总用户上传的个人背景、工作收入、个性、爱好、搜索的话题和讨论的内容，甚至从其他渠道购买补充数据，然后利用大数据分析挖掘用户潜在的需求，并通过售卖信息给其他公司（如广告商）等手段，使得广告得以精准投放，影响用户的想法和行为。据统计，这一行为带来的利润占互联网企业总利润的50%以上，甚至达到98%（如Facebook[18]）。而与此同时，随着用户越来越注重保护个人隐私，社交平台在数据安全性和隐私管理的风险随之上升。以Facebook为例，2018年的一系列数据泄露事件使其损失了1000亿美元的市值，该事件具体介绍请见下一篇文章。

3. 人力资源

互联网社交产品和服务是由人类的创造力和思想产生的，因此，员工是互联网企业最大的资产，人力资源管理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受外部同类平台竞争和本身平台扩大规模的要求，每家企业对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等技术人才及产品运营管理的专业人士的需求越来越大，都面临着吸引和留住顶尖专业人才的巨大压力。另外，互联网平台为促进公司成长而完成收购和并购后，还需要人力资源有效地整合来自于不同企业文化的员工。与此同时，与其它行业一样，互联网企业也需要提高女性地位，缩小性别薪酬，以避免如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等因性别歧视引起诉讼纠纷。其他人力资源管理还包括员工待遇、劳动政策、反强迫劳动、反歧视和员工培训等。

4. 商业道德

商业道德给互联网社交平台带来的ESG风险较小，平均风险评分为5.9分（图6）。互联网已经连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 “互联网+”成为国际共同的战略时，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已经覆盖社会大众。但是，逃税漏税、不正当竞争、刷流量、虚假宣传、为了追逐商业利益而忽略用户利益和垄断等道德瑕疵现象却大量存在，这必将导致行政处罚和公众反感。例如，2016年12月，欧盟委员会指控Facebook在2014年收购WhatsApp时提供了误导性信息，没有遵守收购时承诺的“两个平台不会共享用户信息”，导致被罚款1.22亿美元[19]。

5. 产品治理

提到产品治理，可能被认为其与产品管理类似，但它们有本质区别。类似于上文提到的企业管治和企业管理，产品治理是一种制度框架，强调公司、客户和用户之间的相互制衡，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可能涉及的部门中，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开发部门、运营部门、财务部门、客服部门、推广部门、品牌部门等，构建一系列规则、政策、程序、制度、规范、关系、流程、绩效等体系，明确各部门责、权、利关系，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在产品治理中的权益[20]。产品管理更侧重于实现产品经营的目标，即产品价值的最大化。

社会对互联网社交产品治理的讨论仅次于数据隐私和安全。在互联网时代下，社交平台已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传播者，其涵盖新闻事件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广告的推送、服务的质量、传递的社会理念和平台的价值观等会对公众产生巨大影响，潜在的产品风险包括媒体道德、新闻标准、负责任的广告和服务质量问题。以广告为例，互联网行业的很多平台在用户搜索服务或新闻时，向用户推广付费商家的产品信息，但未审核商家的资质和产品质量，导致用户遭受经济损失和精神打击，因此诟病互联网平台只顾来自商家的经济收益而没有尽到作为管理者和传播者应承担的管理和品质把控责任。另外，由于互联网传播速度快，有些公共事件被迅速发酵，加之部分媒体、公关公司或键盘侠在平台上通过自身影响力或付费热搜等方式引导舆论走向，导致事件不可控，对当事人发布攻击性和仇恨言论、进行网络欺凌或篡改事件真相。这些问题引发了明显的产品治理问题，造成用户对平台的道德标准产生担忧和质疑企业的监管审查力度，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品牌价值和社会声誉，最终对财务表现产生负面价值。这些问题反应了互联网公司在产品治理中没有重视互联网产品搜索和传播功能所涉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和正能量传播，最终对企业声誉造成影响，被监管层要求下架或整顿。

6. 碳排放

环境因素对互联网社交平台的ESG表现影响最小。就该行业而言，碳排放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数据中心、电脑、冰箱、照明、打印机等电气化设备的电力消耗；二是纸张、垃圾和笔等办公用品的消耗；三是员工因公和因私出行乘坐的交通工具。虽然互联网社交平台的碳排放与工业或制造业相比少很多，但平台大小、用户量、员工人数等都会影响这一指标。其中，数据中心的环境影响不可忽视，因为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数据中心的负荷加大，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随之增加。Google的统计数据表明，每Google搜索一次产生的碳足迹是0.2g，主要排放来自于支撑互联网平台的数据中心[21]。国内有研究认为2018年中国数据中心总用电量为1608.89亿千瓦时，已超过上海市2018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2023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至2667.92亿千瓦时[22]。

（二）案例分析：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

2013年，剑桥大学学者Aleksander Kogan经Facebook允许，通过Facebook的平台连接其开发的心理测试APP，获取用户数据并承诺仅做学术用途。有27万用户使用了这个APP，并允许APP获取他们及朋友的数据（个人资料、发布内容、评论等），这导致有5000万人的数据被抓取。然而，Kogan违背了承诺，将所抓取的数据卖给了有商业属性的Cambridge-Analytica分析公司。该公司的管理层与特朗普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执行对选民的分析、购买电视广告等任务[23]。因此，有分析认为该商业公司利用Facebook泄露的数据对选民进行定向宣传，引导投票结果。2018年3月16日，数据泄露事件被曝光，Facebook的公关反应较为平庸，一方面是立即要求商业公司删除数据，另一方面是表明公司已在2014年起禁止第三方应用获取用户好友的数据。

虽然尚无定论Facebook的数据泄露与美国总统大选是否存在关联，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数据泄露事件对Facebook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并影响了Facebook的股价走势。如图7所示，自该事件公开日（2018年3月16日）起，Facebook股价呈断崖式下降，10天内大跌20%。虽然之后Facebook在数据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是数据泄露后对数据中心、服务器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法务费用的增加和用户增长速度的减小，使其二季度财报未达预期，导致股价在公布财报日当天暴跌近25%，市值蒸发160亿美元。另外，由于Facebook缺乏对假新闻的管理和识别，许多激进派人士发布误导信息和种族灭绝言论，引起社会对Facebook监管不力的批评。2018年10月份，Facebook再一次陷入数据泄露危机中，黑客通过网站漏洞获取了用户更详细的信息，如姓名、联系方式、用户名、性别、出生日期、关系状态、宗教、家乡、工作、关注的网站和人员、搜索记录、设备的登录信息、及未发布的照片等。此后，投资者逐渐失去对Facebook的信心，对其发展前景持怀疑态度，导致其股价持续下跌。

图7 | Facebook股价日线图

这一系列的危机事件导致标普500ESG指数于2019年4月30日起将Facebook剔除。在此之前，Facebook是该指数的第四大权重股，占比达到2.5%。究其原因，Facebook 2018年在标准道琼斯ESG的总体评分比前几年有明显降低（图8），仅为21分（0-100分制），这一得分尚不能进入媒体与娱乐行业的前75%。

图8 | 不同时期Facebook的标准道琼斯ESG评分（Reid Steadman, 2019）

Facebook ESG的各项得分分别是：环境82分，社会22分，管治6分（图9）。 标普全球（S&P Global）的分析师指出，尽管Facebook在环境方面获得82分，但由于互联网社交企业对环境的影响较小，该因素仅占互联网社交平台ESG综合评分体系的21%。更具影响力的是社会和管治，占比分别为27%和52%[24]。

图9 | Facebook的标准道琼斯ESG评分明细（2018年）（Reid Steadman, 2019）

回顾来看，Facebook的数据泄露事件不仅仅反应出数据隐私和安全上的问题，同时也说明其在产品治理、公司管治和商业道德方面的存在的风险。

• 产品治理。Facebook平台给与第三方软件获取用户好友资料的权限、自身的平台漏洞、对平台上新闻或事件真实性的监测不力、及对部分用户反社会和暴力言论的控制不足，说明Facebook在设计社交产品时缺乏对产品风险的认识，不足以维护和谐稳定的网络和社会环境。

• 公司管治。首先，当Facebook授予第三方机构获取用户资料的权限后，没有制定相关措施来监督第三方机构如何使用数据。其次，2014年在得知数据泄露后，Facebook除了收紧第三方权限外，并没有做其它有效处理，更并没有跟踪数据是否已被彻底清除。另外，Facebook在2014年得知用户数据泄露，没有尽快公布以提醒公众，直到2018年因与政治事件的关联才被公众知晓；而且，实践曝光之后才采取如追查类似应用和增强用户告知等预防措施，为时已晚。若这些举措能在2014年落实，事件的危害程度将大大减小，投资者和用户的信任度也不会如此不堪。
• 商业道德。Facebook的商业模式是“用户—数据—广告—营收”的闭环模式[25]，依靠用户信息带来的广告收入常年占其总收入的98%以上[18]。数据泄露事件说明Facebook在追求商业利益和保护用户权益时选择了前者。然而，事件的最终结果表明，违背互联网行业最基本的商业道德会导致极其严重的社会影响，需要接受各国政府的调查与监管，更重要的是背后的用户信任危机。

综上所述，不同于制造业、服务业等行业ESG因素之间相互独立、相关性小的特点，例如，车辆制造业的产品治理侧重于车辆质量和售后服务，互联网社交平台由于其产品与社会和消费者个人信息密切相关、及商业模式的影响，上述讨论的数据隐私、产品治理、公司管治和商业道德等ESG因素密切相关、互相制约。因此，在考虑改善ESG表现时，互联网社交平台需同时考虑上述ESG因素，采取有效的协同措施。

五、 结论和建议

虽然目前中国内地尚未强制企业披露ESG信息，但随着可持续发展不断的推进，强制披露要求将会出台，并逐步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中，近年来发生了许多数据泄露和有违道德伦理的事件，国家因此出台了法律法规要求互联网社交台防范移动互联网安全风险，把握互联网传播规律，培育健康的网络文化。比较有代表性的政策或事件包括：

201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强调提升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保障能力，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维护用户合法权益，严格规范数据收集及使用行为，保障用户知情权、选择权和隐私权；打击网络违法犯罪，严查非法售卖个人信息、盗版侵权、传播低俗内容等违规信息；增强网络管理能力，强化网络基础服务，落实主体责任制，规范传播行为。

2018年8月3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电子商务法》，要求互联网企业应遵守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义务，承担产品和服务质量责任，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2020年中旬，国家网信办约谈国内31家主要网络社交平台，责成平台处理粗俗恶俗、内容审核不到位、经济利益至上、虚假宣传、涉嫌组织网络赌博等违法违规行为，敦促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守牢法律底线、道德底线和安全底线，最大限度压缩低俗不良信息生存空间，不断提升内容质量，推动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1年8大重点任务。其中第6项任务“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明确要求“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

基于以上法律法规要求和该行业的ESG因素特征，建议互联网企业可考虑以下措施提高ESG评分。

就公司管治及数据隐私和安全而言，企业管理层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对数据安全的关注，如成立数据安全委员会、制定详实的数据安全保护制度、采取数据安全风险应对方案、跟踪数据存储路径、监控数据使用范围、建立数据库安全认证标准、建立个人信息防火墙、和定期进行安全评估等。

就人力资源而言，为满足互联网社交平台发展需求，应建设并完善多元化人才管理体系，与高校和科研院所保持合作关系为员工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开展多元化人才储备，建立透明高效的科学绩效评估机制，提供有效的长期激励计划和非薪酬福利，开展畅通的沟通机制等。

就产品治理和商业道德而言，互联网社交平台不能逃避对传播内容的责任，而应对平台上的用户及内容作出正确的价值引导。具体来讲，在设计社交产品时，应尊重用户隐私，在用户许可下获得用户信息，杜绝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监听用户谈话、搜索内容等隐私内容，禁止“大数据杀熟”等行为；应建立健全内容核准流程，确保平台传播内容合法合规；禁止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利益而不顾用户隐私；统计未成年人用户使用情况，制定未成年人保护制度和程序；杜绝因扩大市场规模而进行不道德的竞争行为。

就碳排放而言，虽然其在ESG评分中的占比不高，但不可忽视其重要性，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活动中提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承诺中国将说到做到；这一目标也被列为2021年八大重点任务之一，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2021年1月21日，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布了《北京市数据中心统筹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3年)》（征求意见稿），积极推进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强化清洁、可再生能源使用，逐年加大全市数据中心绿电应用比例，力争到2032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占比实现100%。作为有大量用户的互联网社交平台，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碳中和计划，大体步骤包括：核算企业运营（数据中心、电力消耗、商务出行、办公用品、会议、员工私人出行等）的碳排放量；探索碳减排路径，如线上会议、更换照明系统、置换电动汽车等；寻找碳中和产品并制定碳中和时间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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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凯，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博士研究生（2018—至今），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从事能源技术、社会传播和气候投融资的交叉学科研究自2014年起关注碳达峰、碳中和议题，为国内外知名能源企业、NGO、私募基金等提供低碳发展战略的咨询服务。